疫情无情，我们都在被迫调整自己的生存能力。灵活用工或许就是由此催发出的新经济业态，由传统的蓝领扩散到白领以及更高精尖的人才，真正释放人与组织的价值，形成一个有序而灵活的公民社会。图片来自“123RF”

今天（2020年2月3日）是A股农历鼠年的开市第一天，受肺炎疫情影响，截至午间休市，上证综指下跌8.13%，深证成指下跌8.27%，创业板指下跌6.56%。全部市场个股表现中，目前143只股票上涨，3604只股票下跌。

一场疫情让所有人都慌了阵脚。反映到资本市场，就是“千股齐跌”的惨烈局面。

日前，国务院出台了延长春节假期的政策，北上广等各地政府也陆续通知企业延长复工时间。现金流岌岌可危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选择了远程线上办公来减少在疫情中耗损的生产力。而原本趁着年底换工作大潮，年前就离职的那群人，却处在了待业在家的尴尬境地。

分配制的铁饭碗早已不适用于这个市场经济了，在面对黑天鹅或者各种变化时，如何保证我们能随时“吃上饭”？

或许，灵活用工是一个未来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趋势并不局限于蓝领工人传统的外包、小时工制度，随着线上协作软件的兴起，灵活用工白领化的趋势逐渐显现。

万亿元市场，灵活用工的缓慢崛起亿欧发现，此次疫情对企业和员工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办公环境的隔离，当人和雇主之间不一定非得捆绑在同一物理空间内时，将很有可能带来组织环境的脱离。如果这种脱离一旦还存在雇佣关系，就形成了用工方式的变革，即用工灵活化。

事实上，在肺炎事件前，随着人口红利以及企业用工成本的提高，这种灵活用工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更多在朝着个人与品牌的关系变化；边界被模糊；时代变得更加自由；因此众包经济、零工经济等不同于传统雇佣制的用工方式都在应运而生。（本文将这种用工方式统称为灵活用工。）

而从整体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看，主要包括：工作分析；制定人力需求计划以及人员招募；培训及开发；薪酬及福利管理、绩效评估；劳动关系管理等。目前新经济下，人力资源的商业模式切入大多以招聘为入口。

例如参考烯牛数据的划分标准，人力资源企业下属的二级标签涵盖了社保服务、蓝领招聘、智能猎头平台、实习生招聘平台、企业福利、人力资源SaaS等等，经亿欧统计发现，比例最多的确实是以招聘为主，但其中并没有专门列出“灵活用工”。因为这部分灵活用工的业务常依附在传统的人力资源企业中，属于业务开拓的“后来者”和延伸。而换一个思路，从另一个企业数据查询网站“天眼查”中统计分析得知，注册灵活用工商标的企业共有120家，截止2020年2月3日，其中有5家已吊销/注销，另有33家为政府和非盈利组织。

在这些企业中，2000年以前成立的有2家，2001~2005年成立的有5家，2006~2010年成立的有3家，2011~2015年成立的有8家，2016年~2020年成立激增到了69家（排除同一法人注册的子公司，共有62家），其中光是2019年单年，新成立的公司就达到了49家（排除同一法人注册的子公司，共有42家）。

为什么数量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亿欧研究发现，这很可能受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影响。2019年1月1日起，社保入税的政策开始执行，以西安为首的地方政府正式施行“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费统一移交税务征收，参保单位需到税务部门进行申报。”的新政。

这意味着，新政一改过去个人所得税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申报的做法，要求企业需要录入全部的雇佣人员信息，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灵活用工模式对于企业来说，最直观的是一种减轻税收成本的用工方式。

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于企业和个人是价值最大化（生产、回报）的劳动关系组合，将人力资源市场有效地进行盘活。

据新华网报道，来自海内外人力资源行业相关权威机构的统计显示，2015-2019年，在人力资源薪酬福利服务领域，全球市场规模是1.5万亿元，全球市场五年复合增长率为13.1%，中国市场五年复合增长率为18.8%；在灵活用工服务领域，全球市场规模是3.5万亿人民币，全球市场五年复合增长率为8.5%，中国市场五年复合增长率为22%；在人力资源业务流程外包服务领域，全球市场规模是1.5万亿人民币，全球市场五年复合增长率为5.6%，中国市场五年复合增长率为20.4%。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增速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

目前，以招聘为入手的几大人力资源企业58同城、智联招聘等都已包含了灵活用工的业务模式，但主要还是面向蓝领人群为主，随着新型科技如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信息对接等用工服务将变得更加高效，人群也将逐渐扩散。

所以灵活用工尽管前几年可能发展缓慢，但后劲很足。

3~5年内，自由职业者时代将会异军突起市场的反应很快，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机制是否跟得上的问题。比如，企业采用灵活用工，降低了税收成本，那劳动者本身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如何既能做到用工灵活，又能做到用工合规？

2019年的两会上，2019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相关人大代表建议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自由职业者发展，比如成立自由职业者行业协会，健全就业统计制度，将自由职业者纳入就业统计；完善自由职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创业贷款支持，完善自由职业者的税务政策，降低自由职业者的税负等。

这里的自由职业者就不再仅仅是以往相对处在社会关系链底端的蓝领阶层了，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体户”，而是包含了拥有更多技能和高级专业服务的白领、甚至金领人群，比如独立媒体人、独立律师、独立翻译等等，完全打破了人和组织的边界。

此前，亿欧的《小镇青年甩掉背包：103家企业掘金蓝领招聘》一文中曾针对蓝领行业的灵活用工有过分析，目前灵活用工主要适用于轻体量的蓝领服务业，对于用工规模大、链条成熟的制造业来说，灵活用工需求并不明显。况且，服务业的蓝领招聘方多而分散，但量少、人群转换行业频率高、流动性大，因此对于信息对接的精准、及时、靠谱要求也十分高。

而职业信息对接对白领、金领的自由职业者人群来说，需求同样巨大，亦可以得出灵活用工将打破圈层的结论。

哈佛大学的研究曾指出，过去十年中94％的净就业增长与自由职业者相关的替代工作密切相关。美国的自由职业者经济在2000-2014的10年间，增长了500%有余。到2017年为止，美国已有40%的职场人士正在或有过从事自由职业的经历，而这个比例有望在2022年过半。

美国的这种职业形态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此前某HR企业的CEO就曾告诉过亿欧，3~5年内，自由职业者时代将会异军突起。

“专业的人会更专注于自身能力的发展和发挥，而不是仅仅困在一个企业里。”

疫情无情，我们都在被迫调整自己的生存能力。灵活用工或许就是由此催发出的新经济业态，由传统的蓝领扩散到白领以及更高精尖的人才，真正释放人与组织的价值，形成一个有序而灵活的公民社会。